在一定程度上，监察委员会作为专门的国家反腐败机构，其监察重点应当是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和渎职行为，也就是通常所说的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行为。

庭审实质化的改革方案，对于侦查中心主义构造无法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以审判为中心的落实，无法回避诉讼主体的权力配置问题。

[13] 由此可见，监察机关的调查活动执行《监察法》，同时要符合刑事审判的证据要求和标准。【注释】 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司法文明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法学博士。在这种情况下，我国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能否对监察机关形成实质制约，进而能否避免监察中心主义的出现便不无疑问。（二）司法审判的证据规则与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以上是以审判为中心的改革要求在普通刑事案件中的体现。与此同时，监察机关可以对被调查对象适用留置措施，而该措施在功能上基本等同于刑事诉讼中的逮捕措施。

在处理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与监察机关之间关系时，需要重申审判中心主义，并防范可能出现的监察中心主义。考虑到监察机关具有更为强势的政治地位，其对审判职能的影响可能更加严重。其中所涉及的司法哲学命题就是司法的妥当性。

所以，一项有足够说服力的司法裁判，不仅应当是合法的，而且必须是合理的。因此，就直接产生了国家的义务，即以国家的身分并按照国家的方式来对待罪犯。司法过程中的合目的性论证意指法官以司法目的为轴心而展开的思维活动，包括设定、评价、选择、整合等基本形式，其任务在于为法的适用提供正当性支持。因此，司法的人民性内在地要求法官不能脱离群众，必须接地气，司法过程应以保障人民尊严、人民需要为导向。

其中，适当性原则属于目的导向之范畴，法官须在目的和手段之间做反复论证，当手段被证明为目的之所需，则行为达到适当性基准。如果事实因果关系被证伪，那么涉案行为则不具有可责罚性。

一审法院就事论事，没有对该行为做正当化处理，将涉案行为定性为故意伤害致死，并基于这个认定，依法以故意伤害罪判处于欢无期徒刑。在这个意义上，道德型社会建设的本质在于生活秩序和心灵秩序的同构。它由道德判断能力、道德认识能力、道德直觉能力、道德选择能力、道德创造能力和道德践履能力等要素构成。在司法个案中，法官找法并非漫无边际。

在立法中植入适当的道德条款，是各国立法之通例，亦是我国立法之传统。作为实现社会整合的文化纽带，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攸关社会伦理秩序安危。因此，公共精神是在社会生活和交往中生成和发展的。所谓原因，是指引起某种现象的现象，所谓结果，是指被某种现象所引起的现象，现象之间这种引起和被引起的关系就是因果关系[35]（P70-86）。

在实务中，正当防卫、见义勇为、紧急避险等系被经常适用的法定的正当化事由，它们都有严格的构成要件。侵权法上的因果关系以行为的侵权性为前提，涉案行为是以制止为法律所明令禁止的公共场所吸烟行为，不具有侵权性，故不是法律因果关系的适格原因。

因此，解释性不仅是国家核心价值观具象化的条件，也是其从观念到实践的逻辑中项——在解释中生成并发生作用，在解释中存在并不断发展，这就是核心价值观的内在规律。同理，若出现特别法适用困难，则只能在特别法的普通法中找法。

[4]（P8）基于普遍性法律在个案适用中导致的有悖情理、显失公正之现实后果，衡平推理为法官变通适用该法律规范提供正当性支持。司法之于国家意识形态之认同义务内在地包含自我认同和促成认同两个方面，其中自我认同是维持司法人格与国家人格统一性的条件，因而具有自然义务之属性。因为一个泯灭良知的法官对社会的祸害尤甚。相对于注重道德认知的公正价值取向而言，关怀价值取向更注重道德践行，它要求法官直面广阔的现实社会日常生活，将真情实意的道德关怀传递给那些需要关爱的人们。为解决第一个法律关系及其法律适用问题，法院将第二个、第三个法律关系分别还原为邻里关系和父子关系，并在邻里关系中植入友善互助、生存照顾等客观事实和道义价值。因此，司法的过程并非机械的事实认定和法律适用的过程，而是涵摄价值衡度和价值选择的过程。

在发展哲学上，发展正义应当包含两重意思：一是发展即自由，自由即正义[31]（P31）。在该案中，法官综合运用了实质推理的三个基本方法：其一，演绎推理，即法官在遇到法律规范适用困难时，运用法的价值判断推演出拟适用之规范的内在取向。

[51]（P85）最后，司法所追求的目标是为了实现法律上的公正，正是这一目的规定了法官所共同遵守的伦理准则，任何形式的审判自由都无法逾越这一准则。但同时将行为目的、行为适度性、对方过错等因素综合考虑进去，作出审慎裁判：于欢实施捅刺的目的在于防止不法侵害，并且想离开接待室，在案的证据不能证实于欢有放任或者危害结果发生的故意，所以于欢的行为不构成故意杀人罪，而是防卫过当情形下的故意伤害，应当构成故意伤害罪，于欢归案后，能够如实供述主要罪行，加之被害方有侮辱于欢之母的严重过错，综合考虑了本案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危害后果后，法院作出了依法减轻处罚的决定。

其一，法律应当为司法道德能力的作用留足空间。在这个意义上，人文实际上就是司法运行的场域，除非法官对人文有着基本的自觉，否则，就很难避免司法的塔西佗陷阱——无论法院怎么判，人民都不满意。

逻辑中项即法律事实——原告张学英所持公证遗嘱，乃其与遗嘱人黄永彬非法同居关系下所立，而同居关系普遍地被认为是一种违反公序良俗、破坏社会风气的违法行为。其二，以郑州电梯劝烟案为例，其涉案行为即杨帆在电梯内劝阻一位老人吸烟并与其发生争执的行为。相应地，司法也被历史性地赋予了道德发展和塑造之使命。在这个意义上的发展以多元且平等为基本内核，故此，发展正义具有承认正义之属性，它要求人类作为主体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不仅看到自己的地位、作用与尊严，还要看到其他主体、客体甚至环境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承认它们的存在地位与存在价值。

一个拥有道德良知的法官，不仅意味着获得了战胜邪恶侵袭的免疫能力，而且意味着拥有了辨别善恶的意愿、动机和能力。其二，鉴于发展本身又是一个发展性范畴，司法过程中的道德判断势必遭遇发展性难题，从而使得常规道德伦理失灵。

在此基础上，法官通过对一审判决作价值取向上的否定评价，反向论证了杨帆行为在价值取向上的相称性。其推理逻辑范式大致可作如下演示：大前提即法的价值——法官内心确信：公序良俗乃法的基本价值，故公民的民事行为不得违反公共秩序和社会道德。

司法过程中的法律叙事着力于过往事实的重现——在判词叙事中，案件事实都是发生在过去的，法官只能根据当事人提供的证据来认定事实以解决实际存在的争议。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法官基于道德命令，在个案中往往需要对法律关系做还原性工作，即将抽象出来的法律关系还原为特定的社会关系，并将争讼利益置于还原后的社会关系中予以考量，从而实现对寄生于社会关系之中的法律关系所承载的伦理价值予以保障和弘扬之目的。

以上文所述的张学英诉蒋伦芳遗产纠纷案为例，作为一桩遗产纠纷案，基于特别法优于普通法之原则，《继承法》具有优先适用的效力。二则，以上文所述的朱振彪追逃案为例，主审法官在对涉案行为做正当化处理，将其定性为见义勇为，但见义勇为并非严格意义上的法律概念。所以，现代社会秩序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法律秩序。法律所考虑的是多数案件，亦即典型的和一般的情形，但法律对特殊的情况却无法说明。

同理，对于司法而言，其裁判的实现取决于是否激发了人民的耻感——以刑事司法为例，其裁判的实现关涉公众舆论、主流价值标准、个体价值标准和国家惩罚四种变量，四者不同组合，耻感呈现出不同作用样态：一则当公众认为国家惩罚与主流价值不符合时，舆论制裁无法实现。其二，在民事侵权案件中，因果论证通常分为事实因果论证和法律因果论证两个步骤。

所谓还原，即将纯粹的法律关系还原为特定的社会关系。（三）道德发展和塑造能力 现代世界正在遭遇耻感难题，最直观的表现乃是羞之失落以及一个没羞时代的诸多症候——现代性的去羞化是现代世界整体社会结构转型的必然产物，它从根基上破除了耻感存身的天然家园，从而使耻感价值论的普遍性尺度丧失[20]（P12-17）。

因此，不论是着重程序公平的形式法治理论，或者是追求实质正义的实质法治理论，最终都可统摄在人性尊严的价值概念底下，致力于建构一个完善的现代法治国家，使人人都过着有尊严的美好人生[56]（P101-119）。第一，主流价值体系及其道义倾向的认知和把握能力。